科技革命与国家弯道超车

[摘要]对于中国来说，当前的时势是，信息化革命方兴未艾，新一轮科技革命已蓄势待发，中国在一些领域已经成为领跑者，但在更多的领域还处于并跑者或跟跑者的位置，因此总体上还是一个跟跑者。

中国科学院副研究员   于扬清

文章要点：

1.国家超越，往往发生在人类社会发展动力切换的大转折时期。这一时期社会的发展路径出现了“弯道”，对于领跑者来说，由于巨大的惯性依赖，“弯道”往往挑战大于机遇；对于跟跑者来说，“弯道”则是赶超的关键机遇窗口，迎着风口转型成功，则可以从跟跑者逆袭为领跑者，否则与领先国家间的差距也会越来越大。

2.当前的时势是，信息化革命方兴未艾，新一轮科技革命已蓄势待发，中国在一些领域已经成为领跑者，但在更多的领域还处于并跑者或跟跑者的位置，因此总体上还是一个跟跑者。

历史上的三次产业革命与国家实力更迭

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发生了三次产业革命，这本质上是经济社会发展动力的切换和升级，由此带来了中美欧三极的板块轮动。

中国作为以孔儒文化为主流的中华文明发源地，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后期一直领先于世界，奴隶社会时期制作精良的各类青铜器，封建社会早期对天地人及万物的认识，以及封建社会后期农业生产达到的高度，莫不使周边诸国臣服，莫不令域外访客惊叹。在长期的农本国策之下，通过中央集权，大量人力物力资源可以调动起来，与天斗、与地斗、与自然灾害抗衡，实现人口红利下的农业增产，使中国成为农业文明的翘楚，但天朝上国的领先地位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后遭遇了逆转。

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机器取代人力和畜力为标志。图为瓦特发明的蒸汽机。

工业革命是人类社会生产生活中技术经验积累由量变达到质变后的产物。1474年，英国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旨在保护智慧产权的专利法，1776年，英国人瓦特发明了第一台具有实用价值的蒸汽机并获得专利保护，为世界拉开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大幕，也为英国乃至欧洲的非线性赶超提供了澎湃动力。在发轫于重商主义政策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下，到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前夕，英国就以2000万的本土人口，统治了全世界4-5亿人和全球四分之一的土地，英国的海军规模和军事实力也相当于世界其他列强的总和，显然，此时人力的多寡已不再是国家强弱的决定力量。借着人力向以蒸汽为动力的机器时代转变的东风，英国和欧洲其他工业革命的辐射地成为世界的“带头大哥”。

风水轮流转，基于工匠经验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过去之后，随着下游的技术工艺朝上游的科学深入发展，以及科学理论不断建立和丰富完善，19世纪中后期第二次工业革命不期而来，蒸汽动力逐步让位于电力电器和石化能源，工业重心相应由简单的纺织加工等轻工业，向机器大生产时代的钢铁矿冶石油等重化工业转变。傲娇的大英帝国和保守的英国绅士，其老大的地位也逐渐被自己曾经的玉米地美国取代，一如他们当年取代东方的天朝上国。1860年，美国的工业总产值总量不到英国的一半，到1894年，美国工业产值跃居世界首位，相当于英国的两倍、法国的三倍，又二十余年之后，美国工业总产值占到世界五成，超过英法德等主要欧洲国家的总和。

第二次工业革命，人类进入了电气时代。

美国的优势在于，从建国之初就建立了尊重个体生命权、财产权和个性创造的体制机制，因而成功吸引到世界各国的高端人才竞相移民为之所用，在与英国同源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下，企业一开始就成为创新的主体，然后又通过西进运动及两次工业革命积累了持续创新的经济基础，两次世界大战发生后，美国不仅没有遭受重创，反而由于战争的重大需求牵引了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当天时、地利、人和都具备之后，很自然就成为了第三次产业革命即信息革命的发源地。人类要发展进步，无外乎人类的体力和脑力的利用和开发，如果说第一次和第二次产业革命完成的是对人体力的取代和替换，那么以电子计算机发明为代表的第三次产业革命，则是对人类脑力智力的辅助和模仿。这是驱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新动力，其效应持续至今，美国的领先地位不仅没被取代，反而扩大了与很多欧洲国家的差距。

大转折时期，如何才能实现国家超越？

可见，国家超越，往往发生在人类社会发展动力切换的大转折时期。这一时期社会的发展路径出现了“弯道”，对于领跑者来说，由于巨大的惯性依赖，“弯道”往往挑战大于机遇——除非能像美国一样引领变革；对于跟跑者来说，“弯道”则是赶超的关键机遇窗口，迎着风口转型成功，则可以从跟跑者逆袭为领跑者，否则与领先国家间的差距也会越来越大。

不仅如此，国家间的“弯道超车”还暗含了以下几点规律。

1800年的英国纺织厂

第一，弯道的发起者具有先发优势。关于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问题国内外很多经济学家都研究过，支持后发劣势的杨小凯和主张后发优势的林毅夫为此还在报章上进行过激烈的PK。到底是先发有优势还是后发有优势，不同对象、不同阶段不一而足。对于跟跑者来说，存在一些发达国家走过的必经的发展道路，这时候由于方向和路径都是明确的，可以吸取先发国家的经验教训，通过引进先进技术、少走弯路等尽快达到目标，这就是后发优势。但是，日本等国的发展历史已经证明，直道之上，跟跑者永远是跟跑者，他可以拉近与领跑者的距离，却很难真正超越成为领跑者，除非他率先发起一个“弯道”。事实上，无论是跟跑者还是领跑者，作为弯道的发起者都具有明显的先发优势，比如说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策源地英国，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策源地美国和德国，都以跟跑者身份发起“弯道”而实现超越，到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时候，美国以领跑者的身份发起新的“弯道”，于是进一步拉大了与其他国家的差距。

第三次工业革命（数位化革命）使传统工业更加机械化、自动化，从而减少了工作成本，使整个社会的运作模式彻底改变。

第二，竞争主体内部要形成竞争机制。中国、欧洲和美国，无论土地、人口还是经济规模都具有较大体量，在这种情况下，内部的竞争机制就十分重要，竞争有利于发挥各个单元的比较优势，吸引创新要素首先在内部合理流动，带动整体效益提升，从而产生弯道超车的内生动力。对中国来说，在中央集权和统一的指挥棒下，各个省份是不同的竞争单元，出于政绩需要的省际竞争使经济中心逐渐东移南下，包括产生了过去三十余年的经济奇迹。对于欧洲来说，各个国家是相互独立的竞争单元，由此发生了从经济科技到政治军事的全面竞争，拿科学中心来说，从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到17世纪牛顿时代的英国，再到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的法国，继而到19世纪爱因斯坦等物理学家群横空出世的德国，欧洲的科学中心发生了多次转移。美国作为联邦制国家，其情况介于中国和欧洲之间，如果说中国是各省各地到京城“跑部钱进”的横向竞争，美国则是不同行业的说客在华盛顿的政策游说之争，从东部的纽约到西部的硅谷，金融圈和科技圈在国会中有着不同的代言人，这种行业之间的纵向竞争没有中国的户籍壁垒，也没有欧洲的国家壁垒，因此有利于创新要素更好更快地流动、集聚、重组。

从第一次到第四次工业革命

第三，组织方式大于制度和技术。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但从管理的角度，更根本的决定因素还是组织方式。无论公司的产生还是政权的更替，说到底还是人类为改进效率或公平，变革了生产生活的组织方式。对一个管理者来说，首先想到的是事情怎么做，人力怎么安排、资源如何配置，然后才会在实践中建立一套制度以规范人的行为、谋求长效机制，因此制度是依附于组织方式存在的，而且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需要有不同的组织方式与之适应。譬如美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后产生了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等垄断组织，这正是工业化过程中重化工业发展的需要和结果，然后为了避免技术垄断或公共利益受损，人们才想到要有相应的制度来制约垄断企业。又如信息化革命走到今天，社会更加强调商业模式创新，本质上还是人们对组织方式创新的重要性认识深入的结果。

信息化革命下的数字化生活

因此，严格来说，国家“弯道超车”不是一种现象，更是一种结果，为了达到这种结果，首先要在内部建立起适应变革的组织方式和竞争机制，让时势造英雄，而我们去造时势。

第四次科技革命来临，中国能不能“弯道超车”？

对于中国来说，当前的时势是，信息化革命方兴未艾，新一轮科技革命已蓄势待发，中国在一些领域已经成为领跑者，但在更多的领域还处于并跑者或跟跑者的位置，因此总体上还是一个跟跑者。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有没有“弯道超车”的可能，机会又在哪里？我们可以从科技革命的演进规律进行分析。

目前公认的是，新一轮科技革命箭在弦上，但对这轮科技革命的特点和趋势，国内外很多机构和专家有着不同的研判。像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认为，这场革命的主要特征是各项技术的融合，并将日益消除物理世界、数字世界和生物世界的界限。国内某国立科研机构一项研究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可能突破点在能源与资源、信息网络、先进材料和制造、农业、人口健康、基本科学问题等六大领域。这当然是十分正确的，因为它的领域范围足够广，像一个无所不包的“大筐”，但这个范围有没有可能进一步缩小呢？

工业4.0

正如我们前面指出，前两次产业革命完成的是对人体力的替代，第二次产业革命又是第一次科技革命的升级版，而第三次产业革命开始了对人脑力的辅助和模仿，比如计算机辅助设计（CAD）、计算机辅助工程（CAE）、计算机之间的通信交流（如并行计算与互联网）等等，从这个过程和趋势来看，第四次科技革命很可能是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升级，其将从现阶段的辅助和模仿人脑，升级为对人脑的部分取代甚至替换。目前相关迹象已经十分明显，从1997年，战胜国际象棋世界棋王卡斯帕罗夫的“深蓝”计算机，到今年上半年战胜围棋世界冠军李世石的阿法狗——围棋曾被誉为人类智慧的最后高地，从工业机器人、生活机器人等各种机器人到无人驾驶汽车、虚拟现实、智能家居、物联网、智能搜索、机器翻译、人机交互等各类人工智能，本质上都是以智能化为代表的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先声和引子。而且可以预计，如同第二次和第三次科技革命带来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发展一样，第四次科技革命也将与第三次科技革命的长尾效应相结合，走信息化和智能化融合发展之路。以智能化社会的重大需求为牵引，预计在人脑和生命的认知、新型材料与高端制造、泛在网络等相关领域将取得重要突破，进而通过学科交叉融合及科学技术螺旋上升的内在矛盾，带动其他科技领域快速跟进，形成多点群发的创新态势，共同驱动产业社会将向更加绿色、智能、人性化的方向迈进。

未来学家托夫勒说，“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明天会使我们所有人大吃一惊”。其实明天和未来已来，第四次科技革命注定又是一场重大转折，然而我们还是很遗憾地看到，虽然国家已经十分重视，但由于多种原因，我们还不是上述弯道引子的“发起者”，我们的创新组织方式也还十分欠缺。中国能否抓住这次机遇一越成为领跑者，或许剩下的时间窗口不多了。